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Doole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曰“布雷顿2.0”。
中国在1994年元旦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夜之间贬值50%（从1：5.7到1：8.6），并长期实行实际上的钉住美元政策。中国为了满足自身消费以及，更重要地，为了再出口而实行的进口，基本都使用美元支付，中国将本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境外，也几乎只收美元。
美元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基本媒介，因此美元之于中国的价值，已经和它与黄金或者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没有什么关系；而只要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和顺差最大的经济体愿意近乎无限度地接受美元，这种意愿本身也就成为了美元币值最主要的支撑因素之一。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增长经常地贡献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在这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货币之间的比价高度稳定，这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在这里是一方政府的人为操纵和另一方政府的默许），而且存在着顺差国将顺差重新投资回到逆差国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和人们能够观察到的1945-1971年间存在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布雷顿体系下的运转情形高度类似。所谓“布雷顿2.0”的说法，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做为所谓“布雷顿2.0”体系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和最大受益者，它的政府对该体系背后那套理念却是选择性使用的。这种取舍的标准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狭隘见解，还是维持政权独享的政治需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们很难期望，中国会像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和日本那样，与美国在共同理念基础上为维持世界经济体系运行而进行充满计较但总也不乏诚意的协调。
特别重要的是，迥异于十九世纪的经济秩序，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从不假设，只要坚守某种安排，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就能自动达成。恰恰相反，它内在地要求参与者积极地、经常地协调。换句话说，哈耶克所说的“市场自发秩序”并不为二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决策者所信奉，波兰尼关于十九世纪自动平衡机制所造成的灾难的描述，似乎更令一部分人折服。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与增长，城镇化就是必然道路。
城镇化与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城市是天生最活跃的经济体，从一开始就是驱动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要空间，也是丰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生活品质的象征。城市的意义在于引领国家发展，给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城镇化是现代化必经的一个阶段。早在农耕文明时期，城市就已出现，历史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
工业文明时代，工商业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城市来展开。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人类发展的城市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和凸显。尽管全球城市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规模最为宏大的城镇化进程，当代中国已由传统的“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为城市经济主导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讲过，21世纪有两件事情对世界影响最大,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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